1、池忠军教授在《西方公共行政的范式论题探讨》（《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一文中指出：近年来，学术界基于公共行政创新的视角,反思西方公共行政演进的过程，以新范式代替旧范式的逻辑形成创新的语境，并产生了多个范式论、范式论与非范式论的争辩场域。这些辩驳一般是以对库恩“范式”概念的理解及其作为方法的应用而展开的。范式论可以概括为线性范式论、层级范式论、单一范式论三个类别。在展开范式论及与非范式论的争辩中需厘清其各自的论域及局限；在重新厘定范式概念及其在公共行政的应用问题的基础上，在政治学途径上重构公共行政的学科范式论题。

2、张晓虎教授在《实践哲学的身体维度——兼论改革的逻辑》（《理论月刊》2012年第12期）一文中指出：发现人类身体与人作为实践主体的关系，是马克思留给后人的未完课题。本文试图在主客体框架内嵌入身体行为过渡到实践的一系列问题。马克思早就发现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本体论哲学“无人身的理性”带来的问题。但是，中国传统哲学强调生活的具体性和人类活动的身体基础。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它深刻地影响了我们至今的思维方式，它可以解释我们改革开放初期“摸着石头过河”的思维方式的基础，也可以解释我国今后人文教育的改革方向。身体思维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结合的一条重要的途径。

3、丛占修副教授在《罗尔斯的反思平衡方法评析》（《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一文中提出：反思平衡方法是罗尔斯道德和政治哲学的基本方法,它是由反思目的、反思主体、反思的对象组成的一个复杂系统。罗尔斯试图通过反思平衡方法在悬搁各种道德形而上学的前提下,重建规范伦理学。虽然该方法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是却在反思过程本身存在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即使狭义的反思平衡与广义的反思平衡的区分也难以解决这个理论困难;因此其本身无法承担起建构一种实质性道德或政治理论的任务。

4、池忠军教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结构解析》（《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一文中提出：党的十八大报告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鲜明的特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不仅仅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任务的功能性确认,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与其道路、理论体系、制度的互为性关系的"四维"逻辑。这不仅仅是经验的总结,而且更为深赢得的是,指明了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征程的实践逻辑。

5、边和平教授在《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历史沿革及经验启示》（《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一文中提出：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研究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新中国成立以来,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经历了由起步到规范、由停顿到恢复、由相对稳定到改革调整的历史沿革。面对新的形势和要求,考察和总结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发展轨迹及基本经验,有利于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提供重要启示和思考。

6、池忠军教授在《“中国梦”诉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继往开来》 （《齐鲁学刊》2013年第6期）中指出："中国梦"是人民的梦。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把中国传统文化中"大同社会"的梦想,实现了现代转换,与科学社会主义相统一,"中国梦"的实现走上了科学的道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显著的是其实践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继往开来是"中国梦"实现的必然途径。

7、张世亮博士在《以费知隐，重玄一实——方以智“质测”与“通几”之学的方法论特点》（《中国哲学史》2013年第4期）中认为：方以智将"质测"与"通几"的方法论特点归约为"以费知隐,重玄一实"。所谓"以费知隐",在方以智看来,即是由有形之"象"而推知无形之"理"的过程。同时,经由"心物交格"方法论原则的推阐,方以智进而认为,"费"与"隐"二者之间交融为一,"费隐无间"。对于"费"、"隐"之间的这样一种体用圆融关系,方以智从"一三之辨"的视域出发,提出了"重玄一实"的基本命题。他认为"一即三,三即一","质测"与"通几"所涵摄的两大领域呈现出了"二虚一实"的基本特点和"体用关系"问题上的"二重"面貌,由此其最终建立起了"体用三分"而为"一"的逻辑架构。

8、曹洪军副教授在《政治认同的道德基础理论解读及其意义》（《江西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中提出：道德基础理论包括先天道德心灵"初稿"论、后天文化学习"修正"论、道德判断直觉论和道德基础多元论四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道德基础理论认为,倚重不同的道德基础进行政治价值判断是导致政治歧见的根源;获得广泛政治认同的秘诀在于激活尽可能多的道德基础;促进政治认同的途径在于相互理解对方的道德基础并发挥理性和直觉的双重作用。道德基础理论以道德心理学为视角,深入挖掘并系统分析政治认同问题的不同面向,有利于拓宽政治认同问题的研究视野,进而充分认识道德在政治认同中的功用。

9、吴红副教授在《奥格本学派的形成及其对技术社会学的意义》（《自然辩证法研究》2014年第2期）中介绍：奥格本是发明社会学的创始人,他开创了对技术发明进行社会学研究的先河。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一大批学者进入发明社会学的研究领域,由此形成了奥格本学派。奥格本学派致力于发明和社会相互影响的研究,构建了特色鲜明的发明社会学理论。奥格本学派的发明社会学是技术社会学发展的早期阶段,对技术社会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0、亓光博士在《试论政治诠释学的根本任务、核心范畴与基本方法》（《政治学研究》2013年第4期）中提出：在构建话语体系备受瞩目的今天,语言与政治的关系已经深深地嵌入当代政治哲学的肌体,理解问题和解释过程逐步在政治理论的语言转向中成为政治哲学的重要论题。政治诠释学是在诠释学普遍适用过程中应运而生的,它有助于解决政治学领域的"语言-概念乱象",应是当代政治哲学有效应对"分析哲学和经验主义"质疑的重要理论。建构政治诠释学,必须充分理解"本文"、"视域"、"前理解,或传统、先见"、"法权现象"和"作为解释性框架"等核心范畴,通过效果历史法、视域融合法和理解循环法的综合运用不断探索和解决"政治理解如何可能"这一根本任务。

11、程志波副教授在《科学治理中权威科学家意蕴及其地位与作用演变》认为：随着科学宏观管理模式从传统自治模式和统治模式转向治理模式,权威科学家的权威基础、权威来源、确认方式和社会角色等发生改变,导致权威科学家的意蕴及其在科学宏观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发生相应变化,这些变化是科学知识生产方式与科学宏观管理模式演变的必然要求。科学治理中,权威科学家在科学评价、科技政策制定、科学资源分配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